《藻鱼图》局部
惠崇当年的画作上应该未描绘河豚。“正是河豚欲上时”一个“欲”字，堪称妙绝。水下之物谁也看不透，摸不清，可苏轼在这春天却翘首期盼着：“也许是明天，最晚也就后天，就该有河豚下酒了吧”。如果说惠崇把最美的春景展现在了当日观画的苏轼面前，苏轼则又经自己加工之后把这番春光搬上了餐桌。
《藻鱼图》局部
而苏轼这首千古佳句看似展现了美好的春光，实则是暴露了他神级吃货的本性。苏轼，爱吃，懂吃，会吃，一生写了近五十首跟吃有关的诗。有一次，他患眼疾，大夫嘱咐他不要吃生鱼了，可他却忍不了：眼睛痛不能吃肉，可我的嘴巴又不痛，为何不让我吃肉呢？不行！（“余患赤目，或言不可食脍。余欲听之，而口不可，曰：我与子为口，彼与子为眼，彼何厚，我何薄？以彼患而废我食，不可。”《子瞻患赤眼》）
生于四川的苏轼天生就有四川人率性洒脱的一面。43岁的苏轼，刚从“乌台诗案”中捡回一命，之后被贬黄州。一轮皓月当空，江面辽阔，石壁上映衬出清冷的光。有幽扬的萧声和着歌声传来，夜色中，独见一叶扁舟从远处徐徐飘来。本以为是命运蹉跎之后的一蹶不振，谁知一脚刚踏上岸，苏轼便誓要书写自己新的“美食篇章”。
宋 刘寀 《落花游鱼图》局部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藏
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——《初到黄州》。长江环抱城郭，深知江鱼味美，茂竹漫山遍野，只觉阵阵笋香，这生活不要太美好！这哪里是一个刚从死囚牢走出来之人的心态？不久之后他更是发明了东坡肉，又和这里的四邻街坊打的火热。他给酥饼起名“为甚酥”，给酸酒起名“错放水”，好不热闹。
《落花游鱼图》局部
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，苏轼离开黄州，奉诏赴汝州就任。由于长途跋涉，旅途劳顿，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。汝州路途遥远，且路费已尽，再加上丧子之痛，苏轼便上书朝廷，请求暂时不去汝州，先到常州居住。经过两次上表求朝廷准予他在常州居住。几个月后经朝廷批准苏轼终于率全家抵达常州贬所。要问苏轼为何执意要去常州，他除了爱这里的风光，更爱这里的河豚。
《落花游鱼图》局部
宋人孙奕所撰的《示儿编》，记载了一则苏轼吃河豚的轶事。说苏轼谪居常州时，尤爱吃河豚。有一士大夫家，烹制河豚有独到之处，得知苏轼也有此雅好，便想请大名鼎鼎的苏轼吃一顿河豚宴。既蒙这位妇孺皆知的名士首肯，士大夫的家人，无不大为兴奋。待苏轼吃河豚时，都躲在屏风后面，想听苏轼如何品评。即使挤得水泄不通，依旧鸦雀无声。
《落花游鱼图》局部
然而苏轼全程只顾埋头大吃。正当这家人相顾失望、打算散去的时候，苏轼终于停下了筷子、打了个饱嗝说道：“据其味，真是消得一死”！屏风后面的人，听到无不大悦。据说这便是民间“搏死食河豚”一语的由来。
苏轼一生非常喜欢吃鱼，鲫鱼、鳊鱼、黑头鱼、墨鱼，几乎来者不拒，而在常州碰到剧毒的河豚时，觉得吃了此鱼即使下一秒中毒身亡也值得，这“冒死”的精神岂是一般吃货能比的吗？
河鲀毒素Tetrodotoxin（TTX）
河豚毒素是目前自然界发现的最毒的非蛋白毒之一，其毒性较氰化钠强1000倍，仅需半毫克就足以致人中毒死亡。古人对此毒也知之甚详。因此，河豚烹饪，历来都有很多讲究。如晋人左思《三都赋》的《吴都赋》便有“王鲔鯸鲐”之句，其注云:“鯸鲐鱼状，如蝌蚪，大者尺余，腹下白，背上青黑，有黄纹，性有毒”。
《落花游鱼图》局部
唐人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云:“鱼肝与子俱毒。”宋人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说:“吴人嗜河豚鱼，有遇毒者，往往杀人，可为深戒。”同时期的《太平广记》亦云:“鯸鲐鱼文斑如虎，俗云煮之不熟，食者必死。”以上可谓是对河豚之毒，有初步之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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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明清时期，人们对河豚的毒性，有了进一步的理解。明代《嘉靖江阴县志》在“鱼之属”中提到:“河豚，……凡腹、子、目、精、脊血有毒。”清代《光绪江阴县志》内总结前人经验，归纳为:“河豚，……子则毒甚，忌铜，眼、血、油亦毒。”有清一代名医王士雄更谓:“其肝、子与血尤毒。或云去此三物，洗之极净，食之无害。”可见河豚只要整治得法，就不会“食之杀人”了。
《落花游鱼图》局部
河豚到底多毒？早先应该早有人领教过。唐人陈藏器《本草拾遗》云其:“入口烂舌，入腹烂肠，无药可解。”而其毒性发作时，会引起腹痛恶心、呕吐，麻痹末梢神经和中枢神经，严重的还会四肢麻痹，甚至全身瘫痪，言语不清，吸收困难，全身青紫，如果抢救不及，立刻导致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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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如何解河豚毒性?则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有谓“艾能已其毒”;“中其毒者，以橄榄、芦根汁、粪清、甘蔗汁解之，少效;或用鸭血灌下可解”;“世传中其毒者，以至宝丹或橄榄及龙脑浸水皆可解。复得一方，惟以槐花为妙，与干胭脂等分同捣粉，水调灌之，大妙”。但是否真的有解，恐怕也说不准。
又，清人吴其浚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卷12中写道：河豚上市时，遍地生长的蒌蒿可解其毒。果真如此，那真是造物者的巧妙安排了。此一说法，亦可见于严有翼的《艺苑雌黄》，云:“余守丹阳宣城，见土人户户食之，但用菘叶、蒌蒿、荻芽三物煮之，亦未见死者”。“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”，原来苏轼深知解河豚毒的妙招，他写蒌蒿，原来是要和河豚一起炖着吃！我们真是低估了这个吃货的实力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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蒌蒿，菊科，蒿属，广泛分布于全国各省区，北方更常见。蒌蒿是多年生本草植物，三国时吴国学者陆玑就在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做了详细的介绍：
蒌，蒌蒿也。其叶似艾，白色，长数寸，高丈馀。好生水边及泽中，正月根牙生，旁茎正白，生食之，香而脆美。其叶又可蒸为茹。
原来早在三国时，人们就开始在正月间食用蒌蒿的嫩茎了，只不过那时候是生吃。
《落花游鱼图》局部
但在更早以前的《诗经》时代，“蒌”并非作为食物，而是柴薪。《诗经·周南·汉广》：
翘翘错薪，言刈其蒌。
之子于归，言秣其驹。
《毛传》对“蒌”的注释为“草中之翘翘然。”《汉广》中这句诗的意思是：那片茂盛的蒌蒿，砍回来当柴；在你出嫁之前，给你喂好马。后来诗人海子那句“喂马、劈柴、环游世界”估计也从这里来。
《落花游鱼图》局部
最晚在东汉，人们就发现蒌蒿不仅可以做柴，还可以用来吃，而且那时还有一种比较高级的吃法——炖鱼。东汉许慎（约58～149）《说文》：“艸也，可以亨魚”。对于“艸”这一字，晋郭璞（276—324）注《尔雅》时说：“蔏蒌，蒌蒿也。生下田，初出可啖，江东用羹鱼”。“初出”时的蒌蒿，即蒌蒿的嫩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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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说文》中对“蒌”的解释就一句话，“可以亨魚”乃是作为“蒌”之为“蒌”的重要信息。可见，蒌蒿与鱼同煮的吃法，在东汉，尤其在江东一带，已经特别流行，但究竟炖的什么鱼，尚不可知。不过这种吃法一直延续到宋代，到了宋代，人们拿蒌蒿炖的鱼，乃是大名鼎鼎、毒性与美味并存的河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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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以后，也许是苏轼的缘故，河豚在美食界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就连元代宫廷里的饮膳太医忽思慧也在自己的《饮膳正要》中收录有“河豚羹”。滑稽的是，这道菜是用白面制作，油炸而成。大约来自蒙古草原的元代皇帝们，既垂涎河豚的美味，却又怕死，饮膳太医等为了“保险”，只有用替代品来满足他的好奇心了。
《落花游鱼图》局部
短暂的在常州谪居之后，因宋哲宗即位新党被打压，苏轼再次被朝廷重用，奉诏还朝。从时间上来推算，苏轼在汴京看到惠崇《春江晓景》时早已过了当年的春天，他眼中看的是惠崇描绘的春景，脑子里更是回忆起去年春天，在常州吃到的那一盘蒌蒿炖河豚。
没过多久，苏轼发现自己既不能容于新党，又不能见谅于旧党，因而再度自求外调。这一次他来到了同样水草丰美的杭州，成为这里新一任的知州。之后的几年里，苏轼在这里筑苏堤、疏西湖，造福一方百姓。但你我都不知道，苏轼是真的疲于应付新旧党政才离开朝廷，还是他又想起南方春天鲜美的河豚？更或许，二者兼有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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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的春天（上）：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